重要的是大環境 ── 與旅法藝術家楊詰蒼談西九龍計劃

原文刊載於《廿一世紀》網絡版
二零零五年九月號

楊詰蒼　《依然記得》，1998 - 2005，書法

西九龍項目掌握著香港未來的文化命脈，香港的文化將向哪個方向走？是將「忽然文化」深化為文化植根的契機，還是文化事業即將沉淪、娛樂大享必將得勢？今日，我們可以做的或許就是更多的討論。到底文化事業是否已淪為一種手段，作為發展商業和旅遊業的招徠，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及國際地位？外國大型博物館的介入，對香港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藝術發展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在不同的討論聲中，旅居巴黎十五年的著名藝術家楊詰蒼提出了他的看法。
　　

丁燕燕：你出生於香港的鄰城──廣東，七、八十年的成長期亦正是香港經濟起飛、與內地開始交流的時代。你於1989年《大地的魔術師》參展後移居巴黎，期間亦到過香港舉辦展覽。這個城市對你有甚麼特別意義？你對香港的文化發展有甚麼觀察？

楊詰蒼：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神聖之地。我在佛山出生、長大，小時候，也即七十年代的所謂「當代意識」都是從香港傳來的。今天，香港的各種模式已經影響到全中國，不只文化方面的，還有管理模式、金融、經濟模式，甚至包括以後的政治模式。不講其他，我們就講生活模式，我的親戚最崇拜的，就是香港。他們聽許冠傑的歌，穿喇叭褲，偷渡到香港，被抓回來了又再去……小時候，我們還接受著一種社會主義意識的教育，我們無法理解大人的這些「無厘頭」做法。讀書時，我們開時接觸香港的傳媒，電視、電台節目等，方才明白，香港的文化影響不是給你一本書這麼簡單，而是整個生活方式。我們有很多親戚在香港，每次他們回來，就是把整個生活模式帶過來，包括衣服潮流、生活品味、做生意的思維、飲茶吃飯、賺錢的辦法等。我記得那時有一本杜桑專訪的書，也是香港的進修生帶來，我們複抄了一遍又一遍，好比一本神聖的書。所以香港對我們這批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我們今天的位置。

香港一直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香港人千萬不要自卑。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香港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至於藝術方面，目前香港還沒有一個讓我崇拜的藝術家。香港的魅力在於整體氣氛給予社會很大的自由氣息，但作為藝術家，我覺得他們缺少了一種彈性、張力，太過小圈子了。比如Parasite，它的理念很好很有積極作用，也賦予成員們很大的自由度，但現在卻變得有點小圈子。香港的藝術家們整天靠藝術發展局資辦活動，而不是在把自己處身於泥潭裏滾，總要依附著一個單位生存然後再做藝術。


丁燕燕：香港的藝術發展機制相對國內的完善，政府在藝術活動上也投入了大量資源，但發展藝術還是困難重重。你認為發展藝術最重要的是甚麼因素？

楊詰蒼：問題就出於制度及政策方面，高薪養廉是好，但太多錢養著那些行政人員，官員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肯定不會用這些資源去培養那些對社會或對這個制度不利的人，藝術方面也一樣。所以從這樣的環境再去滋生藝術的話，藝術語言就會變得好奇怪。好像美國沒有文化部，也沒有國家投資藝術，但他們的藝術發展蓬勃。藝術應該有很多的可能性。我認為香港現在最重要的是建立專業藝術學校，培養下一代。還要建立專業雜誌，最好將社會上的資源投放在這些方面，而非官僚架構上。雖然學院不一定能培養出好藝術家，但官僚制度就更不可能培養出好藝術。官僚裏有誰懂藝術？舉例，香港參加國際性展覽，總是一群人，這樣對本地藝術發展沒有好處。但背後原因是甚麼？原因就是官僚架構要平分資源，怕投資到一個人身上，難以向公眾交待，結果就不能突出本身的藝術發展。所以這是結構問題。藝術家顯得比較無助，有時為了同共利益要結合起來，而有些藝術家只著眼一己利益而漠視大環境的發展。 　　


丁燕燕：你認為西九龍的大型文化發展項目對香港以及亞洲地區會有怎樣的影響？

楊詰蒼：西九龍這個發展項目是一件很好的事，有總比沒有的好。當然，資本家一定是要賺錢的，不可能說這麼大的投資不是為賺錢。這我們先不要管它，但這件事本身對國內將有巨大的影響。因為現在國內正大規模地計劃建造博物館，單單上海就要在十年內建一百四十個博物館，還有北京、廣州，全中國都要建，只要為建立國際形象，成為國際大都會而去做這件事情。但他們不懂得博物館、文化、藝術是何物。現在國內的博物館展覽模式，依然停留在六十年代的全國美展式的概念，這種模式如繼續漫延，後果將很嚴重。好，香港又該起模範作用了。如果西九龍這個計劃真的和國外大博物館、專家合作的話，對國內的影響與七十年代時的流行文化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如果香港不做這件事情的話，將來中國的那些博物館不知會變形成怎麼個樣子。國內的人也很希望學習更多的東西，但他們和西方的交流還是很表面的。如果有一個實體在香港，他們學到的東西就會更具體、實在，比如管理、策劃、收藏等。雖然他們表面上看不起香港，但內心依然崇拜、羨慕香港。


丁燕燕：對於國際性藝術機構在其他城市建分館的情況，你有甚麼看法？

楊詰蒼：我認為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對於一些愚昧的地區，這可以是好處。就如殖民也有好的一面，我們不要一律將殖民等同侵略，有時殖民會為一些比較野蠻、落後的地方帶來平和、文明。但對於香港來說，香港非野蠻之地，香港人的智商不比美國人低，所以這個時候美國或龐畢度做為文化策略把分館建在香港，是醉翁之意。美國人不會把心思放在香港，香港已經很西化；法國也不是要將他們的意識灌輸給香港人，他們的目的是大陸。在這個前提下，是有好處的。因為國內的發展一日千里，沒人能預測明天會是怎樣。人們認同的唯一價值就是錢，就連藝術家也是十分暴發戶心態，不是甚麼為文化藝術。再且，中國社會依然有排外心理，不可能全盤以歐洲方式運作。

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要自己做，但有甚麼人會信任我們這群人或香港人自己來做呢？如果變得群龍無首，就更浪費資源。投資商不可能把事情交給我們做，因為他們要賺錢，要十拿九穩地投資，還要影響大陸，影響自己。所以這個時候，做為一個快速的方法，與國外機構合作，請國外的博物館來做是比較良性的。我在西方參展的經驗告訴我，歐美的藝術制度較完善又富彈性，比香港現有的制度更進步，所以單就制度而言，已是一種益處。有了完善的基制，便可帶來新刺激。而且，這是種東西合壁的做法，可以改變一些香港人對文化的輕視或自卑心理，帶動本地文化，尊重本地藝術家及專業人員。

可能十年八年後，這個體制改變了，我們累積了經驗，就可以自己做。我認為剛開始這是一個好的策略，他們不可能花時間去考察哪一個模式好，哪一個人適合，他們不會也不懂。他們只知道哪一個有名就把它「拿來」。

現在香港要做的，便是培養人才，培養更多有才能的自由策劃人、評論人，使藝術發展更活躍。而這些國際性合作將為香港帶來更多一級的國際策劃人，這對香港有很積極的意義。 　


丁燕燕：你有看到任何操作問題嗎？

楊詰蒼：問題一定有，涉及的項目愈大、錢愈多，問題也就愈大。不要要求這些發展商對藝術有認識、有誠意，他們看到的不是藝術。當然，肯定有人會賺錢，但不要眼紅別人，有人賺錢才能成事。我們要看大環境，不要只看香港，香港已經太完整。要看的是大陸。大陸好，香港肯定會好。大陸不好，香港也不見得會好。美國不會是瞄住台灣或日本的，一直都是香港和上海這兩個地方。這是一場文化戰，現在的戰爭是在金融、文化、思維等方面，所以不要想得太狹窄，也不要把香港和國內的發展分開來看。像這種國際化的合作活動，在金融界幾十年前己開始，藝術現在才做，已經是很落後。所以，香港人應該看得遠一點，況且主權還在香港人手裏。


丁燕燕：作為一個生活在巴黎的藝術家，你認為「地域性」這東西是否影響了你的對中國或香港的看法嗎？

楊詰蒼：我不從中國、香港或法國的觀點看世界，我只看到一個共同的大環境。現在香港所享有的自由度比九七前大，以前是英國政府策劃了後才讓你去做，現在權力下放給香港人，但香港人反而不知所措，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就如香港一直沒有地下藝術，只有專業藝術，去往總是等待給予，但現在擁有了權力，反而亂了陣腳。如果香港的高層領導人有比較強的意識的話，香港可以很強。香港人應該明白，香港的優勢依然存在，要延續這個優勢，就要做這件事情，而不是建迪士尼這樣的東西。再者，這個計劃將培養出一批很強的文化專業人員，這對香港藝術、文化本身的發展很重要。如果香港在文化方面可以有另一翻建樹，那還可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

楊詰蒼 -- 1956年生於廣東佛山，1982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1989年移居德國和法國，現居巴黎，職業藝術家。早期作品以融合當代繪畫及傳統水墨為主，近年轉向裝置藝術為主。楊氏曾於各地舉行個展，如加拿大、澳洲、德國、香港、法國、西班牙、台灣等，曾參與的重要展覽包括《第五屆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深圳2004〉、《道與魔》〈法國2004〉、《逗留香港》〈2004〉、威尼斯雙年展〈2003〉、《巴黎作為中轉站》〈法國2000〉、洛杉磯藝術博覽會〈1999〉、意大利「亞洲當代藝術雙年展」〈1999〉、上海國際藝術雙年展〈1998〉、《走出中心》〈芬蘭1994〉、《大地魔術師》〈法國198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