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煙、一個故事

一張小圓桌，兩隻杯子和一壺 Sangria，昏暗的酒吧放著 Diana Krall的爵士樂。我們是第一桌客人，來的時候門還關著，朋友喜歡這家酒吧，禮貌地要求老闆讓我們進去喝杯酒，現在客人已把酒吧塞滿了。

朋友吸著煙，給我講了這樣的一個人。
「那時候香港大學還不是很大規模，藝術系還沒有出現，但有一家獨立的藝術學院，也就是後來的藝術系。那是1966年，就是那個火紅的年代，中國的文革開始鬧得瘋，香港也動盪不安。他醉心於藝術和文學，傾心於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講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三十歲出頭，他便從遙遠的歐洲踏上中國的土地。

「有一天，他正在課堂上給十來個學生講解西方藝術史。對他來說，那是個單純的年代，單純的他和他們在暴風雨的漩渦中學習藝術和文學。就在這時，闖進一個槍手，當場殺害了一個學生。原來這個學生是個記者，這個敏感的工作成為了謀殺的動機。他在震驚和不解中深刻地思索和批判，從藝術和文學跳進了政治。此後他多次來往中國，研究中國的當代政治和社會，出版了多部中國研究的書籍，後來，他移居澳洲，在肯培來大學教授中國文學。」

這個人叫Pierre Ryckmans (b.1935)，比利士人，以筆名Simon Leys (西蒙‧萊斯) 聞名，是一位傑出的漢學家、作家、翻譯家、史學家、藝術史學家，作品以博學精闢、廣涉中西見稱。

Ryckmans於1970年定居澳洲，1972年重遊中國後，寫下一系列研究文革的書，為了避免被禁入境，他用Simon Leys筆名發表著作。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Simon Leys指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衆運動的煙幕之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爲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而探討中國人權狀況的文章《燃燒的森林》(The Burning Forest :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 Paladin Grafton Books, 1988) 一文可以在「八九點鐘的太陽」網站找到。

除了對當代社會的研究外，Leys認為要真正認識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必需閱讀古著，而從對古著的研究，Leys悟出中國文明的核心是「和諧」，「中國是一種世界觀，是一種構思人與宇宙關係的方式，一劑維持宇宙正常運轉的良方。」中國文化「對西方人想當然地認為具有普遍真實性的各種觀念是一個永久的挑戰，然而實際上這也說明只有在我們自己(西方)的文化範圍內才能找到中國文化的適用之處。」

作為漢學家，Simon Leys的重要貢獻之一，便是翻譯了《論語》這一巨著。Leys的譯版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 W.W. Norton, 1997) 是被廣泛譽為較佳的一個版本，早前彭定康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中就向讀者推薦了Leys的譯版《論語》。我未有機會讀他的書，但在網絡上找到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圖研究館員顧犇撰寫的題為《論語在海外的傳播》一文，講解這個譯本的精妙之處 (以下文字轉載自《論》一文)︰

Leys的版本精細且優美，在翻譯中的用詞也很有獨到之處。例如，《論語卷之五‧子罕第九》第25章中的「匹夫不可奪其志也」這一段中的「志」，過去不同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譯。1861年理雅各譯爲 will（意志），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在其1938年的版本譯作 opinion (主張)；劉殿爵(D.C. Lau)在其1979年的版本以及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其1993年的版本都譯作 purpose (目的)；而Leys將這一句譯爲 one 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其中「志」譯爲 free will（自由意志）。

又如《論語卷之六‧顔淵第十二》第10章中的「子張問崇德辨惑」，Leys譯作 Zizhang asked how to accumulate moral power and how to recognize emotional incoherence，也就是把「惑」譯成爲 emotional incoherence（情緒不一致）。而在過去，理雅各將其譯作 delusion（欺騙、錯覺），韋利將其譯作 being in two minds（三心二意），劉先生譯作 misguided judgment（被誤導的判斷），道森譯作confusion（困惑）。

Leys的譯本分爲兩個部分，前半部分完全是譯文，後半部分是注釋。其注釋旁徵博引，出現了大量西方文化名人的語錄，他們包括Plato、Pascal、Stendhal、Nietzsche、Marcus Aurelius、Kant、Yeats、Heraclitus等等。例如，在關於《論語卷之四‧泰伯第八》第4章中「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一句的注釋裏，有如下這些段落：

「一個人的臨死遺言，就象深沈的音樂一般，有一種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亞《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場）。在歐洲文化中，天鵝之歌的神話起源于柏拉圖：「天鵝歌唱了一生，當感到死亡將至，它們會更熱情地歌唱」（《菲多篇》，8.5a）。認爲「臨終遺言」具有特殊的智慧，這是人類所共有的信仰，儘管這看來有背於明顯的肉體和心理上的障礙——死亡通常是一件很吸引人注意的事情，它留給人們極少的珍貴時間和精力來簡短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見，Leys的譯本還是一個中西文化比較的産物。在此之前，Leys曾經以自己的原名出版過法文版的《論語》，1998年的西班牙文版也是以他的譯本爲基礎的。

Simon Leys 著作︰
The Death of Napoleon (1991)
The Burning Forest: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 Paladin Grafton Books, 1988, c1985)
Broken Images: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1979)
Chinese Shadows (1978) 中國大陸的陰影/黃文範譯.--台北市.--中央日報社.--民67[1978]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