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October 2009

Tutto Fellini – 費里尼巡禮

文字 / 丁燕燕
圖片提供 / Musee du Jeu de Paume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十月號

要談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的電影,便必須從「夢境」與「現實」說起。雖然他是從二戰後的新寫實主義時期崛起,並且承襲了部份的寫實精神,但是他的作品常常混合了真實與夢境,他豐富的想像力,為影片加入許多疑幻疑真的場境。他認為電影製作中,最關鍵的因素不是劇本,而是他在其中所創造的氣氛。有人曾援引過他這樣一段話︰「真正的工作不是在事前或事後選擇人物,或者是決定他該說甚麼。如果你能夠創造一個抓住要害的氣氛使某些東西得以在這種氣氛中產生出來,那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且是正確的決定性的因素。一切東西都能夠集中起來創造這種氣氛。它首先是單獨地在你的周遭出現,然後會成為你所要求的場景。」

費里尼自幼就迷戀馬戲團和雜耍演出,因此當他工作的意利大電影城氣氛非常像馬戲團那樣,時而搭棚子時而拆棚子,無休止地混亂的時候,那正是他最最得意的時候﹗他偏愛美術搭景,所有的夢想和人生都可以用搭景完成,攝影棚可以幻化成所有事物。明明是要拍攝乘客坐火車出遊的戲,現場只要演員坐到車廂窗子旁,然後技工就在窗外轉動著一大綑的風景布幕片,其他技巧則來輕幌車廂,於是只見窗外風景滾動,就好像車子行經了原野森林。又如《阿瑪訶德》里的那艘輪船,其實只是一面大佈景,雖然船行過處會有浪花四濺,其實都是人工噴灑水花的結果,就連舢板小船海的海面波濤,其實也只是布條道具打造的錯覺。在那個沒有動畫特效的年代中,費里尼就用這種棚內搭景的方式實踐了諸如此類的奇觀夢想。就像費里尼的回憶錄《夢是唯一的現實》一書指出的,夢中的世界看似不合章法,邏輯天馬行空,卻能說出人心潛意識的真實欲望;電影世界看似夢幻不寫實,卻在乖謬的造景中,包含了更多元更豐富的生命象徵了。

同樣地,要展出費里尼,也就必須抓住他的「神」,從他的個人經歷、日常生活、思考及想像等層面出發。即將於巴黎Jeu de Paume美術館開幕的費里尼主題展便試圖全方位展示這個大師的創作歷程,向其五十年的藝術生涯致敬。題目中的「Tutto」即「完全」的意思,展覽以四個主題立體地呈現大師的藝術面貌,分別為︰費里尼與流行文化、工作中的費里尼、都市女性與男性的位置、費里尼或一生傳奇。策展人Sam Stourdzé表示,展出物件包括相片、繪畫、雜誌、海報、影片、試片、新聞、訪問文章等,當中不少更是第一次公開展出。在四個主題中,我們會看到費里尼的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元素,如歌舞廳、馬戲團、小說式相片、優雅華貴的女士們、心理分析、夢境等。

雖然費里尼不是那種思想深刻的電影人,但無疑是最迷人,最叫人眼花繚亂的。他的作品有時在內容上給人不完整、不實在的感覺,但往往能於純視覺的美和光彩中得到補償,並且有過之無不及。在費里尼的早期影片中最重要的是《大路》 (Grand Boulevard, 1954),費里尼把這部影片稱做「我的整個神秘世界的索引大全,我的個性的毫無保留的大暴露」。《大路》由費里尼摯愛的妻子茱莉葉塔˙瑪西娜 (Giulietta Masina, 1921 – 1994)當女主角,這亦是看費里尼的電影還有一個樂趣之一。瑪西娜在費里尼早期的多部電影中演出,是費里尼的謬思,費里尼曾說:「我的太太茱莉葉塔是能夠激勵我發展某些遐想的女演員,我當初想製作成她一面具有女巫的性格另一面又是聖女」。而真正叫費里尼蜚聲國際的,是1959年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e)。《甜蜜的生活》是費里尼新寫實主義轉向抽象主義的里程碑,此後的作品總讓觀眾有點「摸不清費里尼」的感覺,只覺得他的電影喋喋不休,沒有開始、沒有完結。影片反映了費里尼對當時羅馬那既豪華又頹廢的有些自相矛盾的一面,但亦正是片中那些驕奢淫逸的場面和光怪陸離的段落,使得全世界的電影觀眾有些眼花繚亂地感到震驚,又感到神往。這部電影亦誕生不少影史上的經典,如狗仔隊 paparazzi便始於此,而女主角Anita Ekberg站在羅馬水池Trevi Fountain一幕更成為永恆經典。

今日,相對荷里活式的製作,費里尼這個名字已成為「艱深」電影的商號,叫年輕觀眾頭痛。但巴黎人向來有能力將所謂的high-art大眾化,例如早前的畢卡索與大師們展覽、Andy Warhol展等,入場人數屢破記錄,相信這次的費里尼展亦不例外。除了展覽外,巴黎電影資料館亦會舉辦「費里尼電影回顧展」,放映精選二十多套影片。

Tutto Fellini – Le Grand Parade
2009年10月20日至2010年1月17日
Jeu de Paume美術館(巴黎Concorde)

Caption:

1. Anita Ekberg et Marcello Mastroianni, La Dolce Vita, 1960, Photographie de tournage, photographie Pierluigi , © Collection Fondation Jérôme Seydoux-Pathé

2. Federico Fellini, 8 ½, 1963, Photographie de tournage de Tazio Secchiaroli
© David Secchiaroli

13 October 2009

Pop Life - Art in a Material World

文字/ 丁燕燕
圖片提供 / Tate Modern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十月號


Andy Warhol曾經說過,「有好商機的就是最好的藝術」。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新一代的藝術家繼承pop art大師紛紛投身這門好生意。精密的個人宣傳策略,加上藝術市場三十年來的上漲乃至過熱,Jeff Koons、Keith Haring、Damien Hirst以至村上隆等成為大贏家,他們不僅是大藝術家,還是名利場上「風頭人物」。

籌備了整整三年的大型展覽「Pop Life - Art in a Material World」剛於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開幕。這可說是藝術機構首次大大方方地公開探討「金錢」與「藝術」之間千絲萬縷而又難以啟齒的暧昧關係,而題目更大刺刺地指向「社交生活」。成為公眾人物後,擅於自製「神話」的藝術家又樂於將其私生活變成藝術品。例如Jeff Koons的「Made in Heaven」雕塑系列,便是以其與曾為色情影星的妻子Cicciolina的性愛生活為寫照。向來以討論女性性愛為創作藍本的英國YBA成員之一Tracey Emin於其首個White Cube畫廊個展中展出私人日記、睡房等。展覽更會重建Keith Haring 1986年於紐約開店的Pop Shop,出售限量版手錶、t-shirt、玩具等精品。

Pop Life - Art in a Material World
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1 Oct 2009 - 17 January 2010

4 October 2009

Nomiya art home – 結合藝術與餐飲的當代藝術項目

文字/ 丁燕燕
圖片提供 / Nomiya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十月號

這是最近的城市話題talk of the town。它的名字叫「Nomiya art home」,它是一個結合藝術、建築、美食的項目。它的本質是餐廳,但它的誕生是基於一個概念︰發揮創意﹗它座落於巴黎最當代、最優皮的藝術中心東京宮 (Palais de Tokyo) 的天台,由著名年輕藝術家Laurent Grasso (1971年生)設計,建築師則為藝術家的弟弟Pascal Grasso。它的造型就如著名的白管子white cube般,簡約硬朗。每一次到這裡用餐都是一次旅程,由禪味十足的天台花園及露台開始,進入Nomiya的用餐位置,全玻璃的設計讓你看到巴黎上空最美麗的景觀。

Nomiya的名字來自日本「小店」的意思,因為它的座位只有12個﹗於6月22日落成,但計劃為期只限一年。主廚是Gilles Stassart,以具藝術心思的烹飪技術聞名。在這裡吃飯,你還可以觀賞大廚表演。亦計劃本身便包括了參觀、烹飪班、工作坊等。價格是午市套餐每位60歐元,晚餐則為80歐元。訂位需要30天,不可太早、不可太遲。如果你只訂兩位,那就得跟素未謀面的其他十位食客「搭枱」,說不定身邊那位能為你帶來驚喜呢。概念其實跟私房菜很接近。

Nomiya Art Home

13, avenue du Président Wilson, 75016 Paris

3 October 2009

Junky styling – Wardrobe Surgery

文字 / 丁燕燕
圖片 / Junky styling 及Ness Sheery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十月號

這本書記錄了近年時裝界一個誕生自綠色概念的成功個案,它同時為讀者提供參照,如書名所示,為自己的衣櫃急救、翻新,打造獨一無二的個人形象。Annika Sanders 及Kerry Seager年輕時便開始為自己製作夜店「拼裝」。她們從二手店找來舊西裝、舊襯衣等男裝服飾,左拼右搭,改造了一件又一件的另類衣裙。一切以創作為樂,務求在人群中突出自己。

1997年,兩人以循環再造的概念建立了時裝品牌Junky Styling,如今,她們已成功在倫敦及歐美主要城市的時裝節佔有一席位。她們在倫敦的總店年前加設了「衣櫃手術室」,客人把衣櫃裡打算丟棄的舊衣服拿來給兩位醫生小姐,在親自參與訂立手術方案後,再把一件件絕無僅有的新衣服領回家。

這本書的誕生,是總結了她們12年來的創作心得,書中詳盡地講解如何改造舊衣物,圖文並茂,一步一步地做示範,同時配有剪裁紙樣,不同顏色、布料的變化等。簡單的如把西裝衣袖配上絨布或羊毛衛衣而成的圍巾,複雜的有如把西裝褲頭改造為開領無袖上衣,又如把無數個西裝袖口接駁為層層蛋糕裙,甚至如圖中的Annika及Kerry親自示範的露背裝及圍裙裝。創意無限,讀者除了跟著做外,還能引發靈感,創作自己的款式﹗

作者︰Annika Sanders 及Kerry Seager
出版︰A&C Black Publishers 及 Junky Styling
價格︰£19.99 (paperback)

2 October 2009

全球首部伊斯蘭漫畫躍登英國電視螢幕

文字 / 丁燕燕
圖片提供︰Teshkeel Media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十月號

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教恐懼症自911事件後變得有點根深柢固,許多西方民眾無意識地深信伊斯蘭教和可蘭經與暴力密不可分。伊斯蘭那個蠻橫不講理、血腥暴力,一手拿著可蘭經一手拿著彎刀的異教徒形象鮮明地呈現在世人眼前。但,真的是這樣嗎?

「伊斯蘭」這個字的原意是「順從」與「和平」的意思,而所謂的「聖戰」是強調內在精神的自省,與自身邪惡意念鬥爭,淨化心靈。只是許多時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和詮釋下,事情變得有點扭曲了。相對地,在這樣的宗教、文化形象中長大的孩子們,又如何看待自身?

科威特心理醫生Dr Naif Al-Mutawa基於「為穆斯林孩子創造正面超人偶像」的信念,於2006年開始創作全球首部伊斯蘭超人漫畫「THE 99」。最近,英國Endemol 製作公司更取得該漫畫的電視動畫版權,將為歐洲孩童炮製伊斯蘭式超人故事,重新認識這個神秘的國度。

Al-Mutawa 醫生表示,「在工作中,我聽過不少在薩達姆統治下長大的成年人都曾以薩達姆為偶像,後來受到種種政治迫害,後方才感悟。我相信,我們的孩子們需要正面的偶像,建立價值觀。」於是,這99個英雄便從伊斯蘭傳說中誕生,他們是真主阿拉選派的使者,每人分別擁有一種超能力,例如巨人Jabbar是一個大力士、Noora可以控制光,Darr能夠為人解除痛苦等。但與西方國家的正義超人不同的是,他們來自世界各地,跨越七大洲的99個國家,而且大部份的能力都是「永恆的真理」,如智慧、力量、慈悲、忠誠等。
故事講述的是這99個超能力基因數百年前散落在世界各地,被阿拉選派的人獲得一個基因。知道這個秘密的Dr. Ramzi Razem必須追尋這99個使者的下落,如果能得到他們的合作,他們將為世界帶來和平與繁榮。已尋找多年的Dr. Ramzi Razem任務還未完成,還需努力。

「THE 99」於2006年創刊,旋即成為中東國家、東南亞伊斯蘭國家及印尼的穆斯林大人、小孩的至愛,去年更入選美國富比士的「橫掃全球的20件潮流事」,被一致認為是推崇正面價值觀及娛樂的優良讀物。漫畫由Marvel 及 DC Comics工作室的寫手及漫畫家協力製作,他們亦是漫畫系列如X-Men、蜘蛛俠、超人、蝙蝠俠、Power Rangers等的幕後功臣。

漫畫雖名為「THE 99」,但99個超級英雄並不會同一時間齊集出現,因為根據伊斯蘭教的教義,描繪或刊登真主阿拉肖像是褻瀆的行為。Al-Mutawa 醫生希望,這個全球首創的伊斯蘭教動畫將能促進世界溝通,糾正西方世界對伊斯蘭國家的負面想像,從小孩做起,分享普世認同、跨宗教、跨文化民族的價值觀。

2 September 2009

柏林最大型包浩斯展覽 - Bauhaus. A Conceptual Model

文字 / 丁燕燕
圖片鳴謝︰包浩斯資料館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九月號

「包浩斯 (Bauhaus )」三個字今天所代表的是一種注重造型及實用機能結合的現代建築風格,它原來指的是1919年於魏瑪成立的包浩斯學院。這所被譽為上世紀歐洲最重要的藝術及設計學校在多事之秋成立,學院亦在政治氣候劇變下兩度搬遷,第一次是1925年遷至德紹 (Dessau),第二次則是納粹黨於德紹大選獲勝後,學院於1932年被迫遷離,並於柏林近郊一舊電話廠繼續辦校。一年後,學院被納粹以「非日耳曼」的政治打擊下被迫解散。包浩斯學院的生存時間只有短短十四來,但回顧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二十世紀德國人對世界文化藝術的最大貢獻。

雖然故事的結局往往不如人願,但九十年後,包浩斯在不一樣的氣候下回歸家鄉。一千多件於1919年至1933年由該校師生創作的設計及藝術作品終於在柏林展出,展覽名為「包浩斯︰一個概念典範 (Bauhaus: A Conceptual Model)」,並於柏林Martin-Gropius-Bau展覽中心展出,為創校以來最大型的包浩斯回顧展。展出選址別具歷史象徵意義,此中心的建築師Martin-Gropius-Bau正是學院創辦人之一Walter Gropius的曾叔父,而地理位置上,毗連建築物一邊是納粹期間秘密警察Gestapo的總部,一邊則是分割柏林二十八年的柏林圍牆舊址。

包浩斯學院成立於魏瑪共和的民主政制,但結束於納粹的暴力統治下。可能正因學院的命運與德國的政治變遷緊緊相扣,所以它今天的回歸柏林便顯得別具英雄氣概。這個回顧展除了紀念創校九十年外,它還為慶祝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

但,扣上大帽子對一個展覽來說未必是好事,尤其是背負種種政治、歷史包袱,每每會弄巧成拙。而且關於包浩斯的展覽並非罕見,還有大量的文章、書籍出版等。是次展覽有何獨特、新鮮、過人之處?

幸好,它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展覽。首先,它是由三個資料館合辦。學院的資料檔案一直分散在三個地方︰舊共產統治下的魏瑪及德紹,另一部份則存於西柏林,這是首次成功將三個資料館集合在一起。另外,展覽將於今年十一月巡迴至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 (MoMA),故此,它還結合了部份外流至美國的作品。此外,部份最要的包浩斯作品,如Marcel Breuer的鋼鐵傢俱、Herbert Bayer的平面設計、Marianne Brandt以36萬高價被私人收藏的茶壺等,均首次於包浩斯的展覽中展出,蠻有大團圓的感覺。

「大部份的人都清楚知道他們所想像的包浩斯代表的是甚麼,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份。」柏林包浩斯資料館負責人Annemarie Jaeggi如是說。「我們嘗試分明它是如何經歷不同的階段,並誕生了不同的風格主張。」當中所謂公眾「不清楚」的故事的另一部份,指的是1926年至1928年學院遷至德紹由Walter Gropius設計的新校舍期間的歷史故事。這時候的教師陣容鼎盛,包括教授繪畫的Josef Albers、Wassily Kandinsky及Paul Klee;教授建築的Walter Gropius;平面設計有Herbert Bayer、傢俱設計有Marcel Breuer、產品設計有Moholy-Nagy等。Gropius建築線條的流麗配上Breuer簡潔發亮的傢俱,使德紹的校舍成為包浩斯風格的具體宣言,公眾立即將此定位為「現代風格」。

但其實這只是包浩斯學院經歷的其中一種風格而已。魏瑪時期,學院內部出現權力鬥爭,不同於校長Gropius的現代主張,另一位創辦人Johannes Itten當時提倡過回歸自我本性、精神至上的創作主張。而學院的宣言由Lyonel Feininger的木刻作插畫,並鼓吹原始藝術的風格。展出的作品顯示Feininger有不少的追隨者,如Breuer在學生年代創作的椅子作品,並以土著藝術作為參考對象。1923年Moholy-Nagy接替Itten,並大力提倡「建構主義」,主張結合藝術與科技,他帶領學院從回現代路線。學院遷至德紹後,由共產主義建築師Hannes Meyer掌舵,學院亦原而出現了實用主義的設計風格,以大眾化的務實態度代替優雅華麗的品味。兩年後,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上位,他一面與納粹周旋,一面高舉現代建築風格的旗幟,重新塑造學院形象。

學院於1933年關閉後,大批師生流亡海外。Gropius及Breuer在美國哈佛大學栽培了大批現代建築師及設計師,並把他們的包浩斯風格定為珍/真傳,廣泛宣揚。從旁做推手的,還有芝加哥新包浩斯創辦人Moholy-Nagy 及於Illinois 科技學院教授的Mies。留在歐洲的包浩斯人沒有他們幸運,大部份於二戰中身亡,幸存的則於鐵幕政治下與隔絕。是以今天我們所認識的「包浩斯」只是它的其中一面。展覽的重要性及歷史意義,便在於它的全面性及中立性,讓我們看到故事的另一部份。

Bauhaus. A Conceptual Model
2009年7月22日至10月4日
Martin-Gropius-Bau
Niederkirchnerstrasse 7
Berlin D-10963

Captions:

1. Marcel Breuer / Gunta Stölzl“African Chair”, 1921Oak and cherry wood painted with water-soluble paints, hemp, wool, cotton, silk179.4 x 65 x 67.1 cmAcquired with funds provided by the Ernst von Siemens KunststiftungPhoto: Hartwig Klappert, BerlinBauhaus-Archiv Berlin© VG Bild-Kunst, Bonn 2009

2. Marcel BreuerClub Chair B 3, 2nd version, 1926Tubular steel, welded transitions and screwed plug and socket connections, anthracite-coloured wire mesh straps70.5 x 81 x 69.5 cm; seat 30 cm high;steel tube diameter 22 mmPhoto: Hartwig Klappert, BerlinStiftung Bauhaus Dessau

23 August 2009

巴黎櫥窗設計

文字及攝影 / 丁燕燕
原文刊登於經濟日報2009年8月18日

有人把商店比喻為書,櫥窗為書的封面。櫥窗設計要先聲奪人、配合時間經濟學、簡潔到位地預示內容,還要引起消費意慾。一個真正的櫥窗設計師,又豈止為塑膠公仔換換衫﹗它是一門綜合了美學、社會學、市場學、心理學以及現代科技的專業知識,促進社會繁榮之餘,還要展現都市魅力。

八月的巴黎人避暑去了,店舖等著九月新系列上架,加上金融危機,此時的櫥窗設計顯得有點尷尷尬尬、不知所措。向來推動當代藝術的Galeries Lafayette今夏索性把櫥窗交給八個藝術單位做另類展出空間,贏了企業形象,又為公眾帶來視覺新刺激。毗連的春天百貨相對有點扭擰,邀請攝影師Bruno Dayan展出相片,郤又要從邊加上陳列品,拖泥帶水。

將空間交給藝術是近年品牌的公關策略,佼佼者為Agnes b.及Colette。先後為多個品牌如Habitat、Bergdorf Goodman、Dunhill擔任創作總監的Stephen di Renza更以身作則。讀電影出身的Stephen去年為某首飾店設計櫥窗時,便打破了珠寶業傳統的堆砌模式,以電影膠卷的意念構思了二百個迴轉陳列盒,讓每件首飾得以獨立展示。「櫥窗比廣告更有力,因為顧客已來到你面前了,這是最直接、最有人味的對話。」Stephen對櫥窗設計的重要性更深信不懷,任職巴黎Dunhill時,他將百分四十的宣傳經費用作櫥窗設計。Place Vendôme店鋪的六面櫥窗成為試驗場,每15天更新設計,互動、觸感營幕、名畫、電影場景等六十多個設計逐一登場,吸引大批人群。他們有進去購買嗎?「溝通比銷售更重要。他們今天不買,明天可能會買。」櫥窗的首要任務是讓顧客認識品牌的歷史和價值,「只有認同它的價值觀,穿上它時才算真正擁有它所標示的身份形象。」安全一直是櫥窗設計的障礙,珠寶店關鋪後一定落鐵閘。但Stephen引用的新式防盜系統、高科技玻璃、高額保險等允許櫥窗二十四小時運作。「在法國,超過五萬歐元的櫥窗是不受保的」,為了展出畢卡索名作,唯有設計日間版和夜間版。

削減廣告開支轉投櫥窗設計的,還有去年十一月在Etienne Marcel大街開業的英國時裝品牌All Saints。「我們刻意打造underground形象,所以不賣廣告。但這個櫥窗設計的確吸引了不少媒體報導﹗」負責人得意地說。這條街素有時裝界木人巷之稱,是設計師自立門戶必經的考驗。要在這裡突圍而出,櫥窗設計就得出奇制勝。All Saints的策略是以ebay拍賣來的350架老爺衣車密舖平面,叫人看得目瞪口呆。這還算是櫥窗設計嗎?「嚴格來說,它是永久性的櫥窗裝置。」潮流百變,櫥窗最就忌的不就是一成不變嗎?「這已不再是定律了﹗櫥窗設計有幾個方向,我們選擇了誇張。」貫穿衣車與時裝的,是vintage這個字。見到衣物想起品牌?未必。但這350架衣車與「All Saints」兩字同樣招積,叫人一見難忘。正如Stephen說,一個成功的櫥窗設計,應該能說出品牌的故事和內涵。

免費廣告還未算櫥窗的最大威力,請聽聽Stephen的兩個故事。七十年代紐約某百貨公司邀請女顧客坐在櫥窗內讓化妝師為她們化妝,化妝時間越長,人群越多,越能满足客人的虛榮心和購買慾,而圍觀的女士們亦雀雀欲試,一嚐當櫥窗模特兒的感覺。另一故事發生在2005年的巴黎,Galeries Lafayette把櫥窗佈置成家居,讓穿著內衣褲的真人模特兒生活在這裡,概念就如行為藝術。兩個真人騷同樣制造了「事件」,憑其前衛大膽富創意成為全城焦點。所以,設計講求創意,創意即「食腦」,與金錢是絕對脫釣。

1. 藝術家Vincent Ganivet於Galeries Lafayette櫥窗展出的作品「Roue」 (2005)。圖片鳴謝︰Vincent Ganivet
2. 先後為多個品牌如Habitat、Bergdorf Goodman、Dunhill擔任創作總監的Stephen di Renza
3. All Saints以350架老爺衣車密舖平面的震撼威力。
4. 在以黑夜為背景的街道上,櫥窗還可以展現另一種舞臺魔術,圖為Fendi專門店。

5. 八月的櫥窗設計一致地黑白、簡約。

13 August 2009

芝加哥藝術學院「摩登新翼」

文字/ 丁燕燕
圖片提供 /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原文刊登於「明日風尚」八月號

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分學院和博物館兩部分,坐落在鬧市Michigan大街的博物館新館「摩登新翼」(The Modern Wing) 為著名建築師Renzo Piano之力作,並於2009年5月16日落成。耗資3億美元,歷時10年的新館背靠博物館大樓而造,三層高的方形建築物面積為26.4萬平方尺(約2.45萬平方米),使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總面積達到了100萬平方尺,成為美國繼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Metropolitan Museum) 後的第二大藝術博物館。

新舊建築之間以1916年建造的一個小型天橋連接。Piano幾乎將博物館做成了一個玻璃盒,最大程度上利用自然光源,除了落地大玻璃窗的普遍運用,頂樓屋頂也是全玻璃的設計,用被建築師本人稱作「懸浮地毯」的白色薄質材料做成的懸浮式百葉簾,既可遮擋住烈日陽光,又在光線的變幻中,為作品帶來不同的體驗。在館內寬敞和大小適宜的展覽廳中,Piano在藝術和參觀者之間營造了一種不受外界干擾但又和外界沒有完全隔離的親近關係,與此同時,上了過濾效果的薄膜的雙層玻璃,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還會產生出意外的柔和、朦朧、神奇而又怪異的視覺感受,又將街市的喧鬧和極端氣候拒之門外。

新館以收藏和展出1900年之後歐洲和美國藝術家的作品為主,包括繪畫、雕塑、建築設計,另藏有攝影作品和當代多媒體作品。開幕展為混合了塗鴉、書法,具有浪漫象徵主義風格的81歲美國畫家Cy Twombly的作品展。

3 August 2009

initiArt Magazine ONLINE

I am pleased to present to you the launching edition of


initiArt comes from the word “Initiate”
a word designates dynamism and motivation
Take initiations to make things happen
That’s what we should do in life, I believe!

In this launching issue, the 53rd Biennale de Venice is the focus
Special features also cover exclusive interviews with artists

Mario Garcia Torres (Mexico) on history
Paul Chan (New York) on Sade, Freedom, Sexuality and Morality
Chen Qiu-Lin (China) on Memory and Urbanization
Zilvinas Kempinas (Lithuania) on Sensation, Space and Time
Andrei Molodkin (Russia) on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Force
Tozer Pak (Hong Kong) on a Perfect World
Ming Wong (Singapor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Come and discover the unique art magazine free ONLINE

Enjoy reading!


Join us on Facebook :

2 July 2009

Making Worlds - 53rd Biennale di Venezia 2009

Published in InitiArt Magazine

Prelude
The 53rd Venice Biennale which started on 7th June following a four-day VIP preview will last till 22nd November. Taking Making Worlds as the title, this year’s curator, Daniel Birnbaum, said that “a work of art represents a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if taken seriously it can be seen as a way of making a world.” As an exhibition, it expresses the curator’s wish to emphasize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Fare Mondi // Making Worlds is an exhibition driven by the aspiration to explore worlds around us as well as worlds ahead. It is about possible new beginnings.” Presented in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title of the exhibition pointed to issu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f the disappearance of one language will take away part of the world’s imagination, then the differences and gaps left ov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ill also increase the world’s imagination. Perhaps that’s how the world was born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But, what kind of new world does art offer us? How a world imagined by artists differed from the world we encounter everyday? Where lay the possible news beginnings for making an alternative world?


Making lost worlds
The beautiful Venice gives me headache.
With a 5-day agenda fully packed of openings and exhibitions and a map dotted with different colours and shapes, I glided through the matrix of canals and Bernini. Whoever experienced Venice would know that getting lost is part of the program; resorting to body language requests a new kind of theatre training; walking through the evening flood of San Marco is a test of your agility. Desire it or not, everything is guaranteed, not to mention the Sun that’s constantly baking your ice-cream. How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visiting 90 artists’ work in the thematic show, 77 national pavilions and 40 collateral events within 120 hours becomes a real challenge. Before I tried to understand how art makes world, I am already lost in the world of art. I followed closely the footsteps of my tour guide.

After sneaking into the cocktail reception of the prestigious Guggenheim Collection where I joined my tour guide, we headed to Arsenale for the thematic show. Like a prelude, Lygia Pape’s (1927 – 2004) poetic installation of gold threads Tteia I, C (2002) announced to us that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illusionary world orchestrated by artists’ big ego at our own cost. In the second room, we tried to catch up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talian artist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b. 1933). 22 gigantic mirrors arranged alongside the walls, with an eyeshade and a wooden hammer in hand, he broke half of them each in one or two strokes. A big hole with cracks appeared on the surface and thousand pieces of broken glasses on the floor. In what way does such a dramatic act relate to “Making Worlds”? Pistoletto explains, “The stroke is like the Big Bang, the broken glasses are the particles in constant self-multiplication. The reflections of the space from thousands of angles expand the limited space into infinite.”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Twentytwo Less Two, 2009, mirror, wood, 22 elements - 300 x 200 cm each, Photo: Alicia Luxem, Courtesy Galleria Continua, San Gimignano / Beijing / Le Moulin

Art provides u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see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orces us into naked confrontation with what we do not want to see. Born in Hong Kong in 1973 now lives in New York, Paul Chan’s video Sade for Sade’s Sake (2009) is one of these works. The 5hrs45mins video presents shadow plays of sexual violence and sadism, a critique of the real situation in Abu Ghraib Prison in Iraq. So, how did he understand “Making Worlds” as a theme? Paul Chan said, “An individual is a world, a world more than the world itself. A shift of mind means more than a change in gravity itself.” A walk along the long hall took us four hours. I was lucky again to meet another artist Pascale Marthine Tayou (b.1967) from Cameroon. Tayou shows his Mankind (2008), a huge installation featuring an African ghetto with wooden houses whose walls are projecting videos of daily life in modern cities such as Tokyo, Taipei, London, etc. Artist said that he intends to create a world in construction, full of spontaneity, movements and circulation, a communication in the making.


Paul Chan, Sade for Sade's Sake, 2009, Video, loop, 5.45hrs. With Courtesy of the artist.


In Giardini, the newly transformed Palazzo delle Esposizioni stages the other part of the “Making Worlds” show. The first work that caught my eyes, and most of the others, is a huge but airy installation resembles a spider web that fills up a room. The Argentina artist Tomas Saraceno (b. 1973), who also won this year’s Calder Prize, employs lightness and delicateness of the spider web to depict the fragil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world. A trap waiting for its prey, Saraceno invites audience to walk at the middle of. “I hope they would be tangled up. This is our reality!” Beautiful and tender on the look, dangerous and cruel at the heart. Such equation can justifiably apply to the Swedish artist Nathalie Djurberg’s (b. 1978) morbid work. A garden of over-grown gigantic flowers, colorful but poisonous. Two claymation video installations show deformed men and women searching for love and life. However, the world is too distorted, too morbid, too dark to offer any dream. Tomas Saraceno, Galaxies forming along filaments, like droplets along the strands of a spider's web, 2009, elastic ropes, 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While I was still excited to see the biennale for the first time, my experienced tour guide dropped here and there the same comment, “Done already!” Hard to please? Maybe. Demanding? Surely yes! But isn’t it our rights (finally) to be demanding in Venice? We do expect this prestigious biennale to offer us a new vision, something experimental and innovative as it’s always been. While his disappointment might be with the young and the new, my disappointment is with “the great of the greats”. This year’s Life Achievement Award winner John Baldessari (b. 1931) designed an ocean for the entrance of Palazzo della Esposizioni which is simply too big to be noticed. While the Gold Lion winner Tobias Rehberger (b. 1966) designed a café, Rirkrit Tiravanija (b. 1961) opened a bookshop and the Italian artist Massimo Bartolini (b. 1962) created a permanent education centre. Wait... are their egos tam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Why do they all become designers making practical world? Other than blurring the already thin line between contemporary art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 cannot see their genius in function. Despite the repeating emphasis on “a possible new start” in the press release, I am afraid that only the truly adult can see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Unfortunately, we are in the era of kidult. The conservative taste of the curator failed to give us hints of a possible new vision. The title “Making Worlds” itself is cleverly generous, over-idealistic to be visionary. After visiting the show, one finds it cleverly strategic, over-comprehensive to be responsible. Is there a line of thought in curatorial direction? Does he believe in what he is presenting? Did the curator trap himself with his own strategy of leaping over curatorial traps?

The Gold Lion winner Tobias Rehberger (b. 1966) designed a café

Nevertheless, I am impressed by the Brazilian artist Cildo Meireles (b. 1948)’s colour combination rooms, Chinese artist Chu Yun’s (n. 1977) Constellation consisted of indicative LED lights from domestic appliances and Italian artist Lara Favaretto’s (b. 1973) Swamp, a momentary Pantheon for the “lost” figures of Art’s saints.


National Pavilions and Collateral Events

Among the 77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pavilions, we see a geographical shift in the art world. With Western Europe obviously suffering from creativity-obesity, the French, the German, the Italian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Chinese in Asia are out in the qualification match, the ball passed to the traditionally off-centre countries. This year, we have Zilvinas Kempinas’ (b. 1969) VHS tape-constructed Tube in Lithuanian Pavilion to exemplify the beauty of simple interplay between solid and airy, light and shadow, inside and outside. Krzysztof Wodiczko's (b. 1943) projection transforms the internal space of the Polish Pavilion to an illusionary outside, a parallel to the sentiment of his Guests, the immigrants, who are in an eternal state of being the outsiders, the intruders even they are at “home”. In the Egyptian Pavilion, the two artists with 27 years apart crafted the “lightly monumental” to remind us what true art once was. Ahmed El Askalany’s (b. 1979) deity-like monumental figures greet us while we walk into this sacred temple with frescos by Adel El Siwi (b. 1952) of paper, cloth and paint.

Zilvinas Kempinas, "Tube", Wood, nails, magnetic tape, 28 x 3 x 3 meters, site specific installation, 2008.

Krzysztof Wodiczko, Guests, 2009, video installation, 17.17 minutes,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Zachęt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photo courtesy of Profile Foundation

Andrei Molodkin (b. 1966) is showing alongside 6 compatriots in Russian Pavilion, entitled “The Victory Over the Future”. Molodkin’s installation Red and Black (2009) is as political as usual. Red stands for blood (coming from a Russian solider who has fought at the Iraq war), Black stands for oil. An electrical pump pumps blood and oil into a hollow sculpture of Wings of Thrace, the image of the statue is projected on the wall.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orld imagined by artist and a world imagined by politicians? Molodkin replied that “artists make what’s negative to positive and politician makes positive negative. My statue is hollow, like a film negative, but the projection makes it a firm image. The politicians bring destruction to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development.”


Andrei Molodkin, Le rouge et le noir, 2009, Russia Pavillon

Among the Asian pavilions, the real surprise comes from Singapore’s A Life of Imitation in Palazzo Michiel del Brusa. A series of poster paintings in the style of the 1960s, a photo collection of disappeared cinemas, re-interpretation of famous scenes form classical movies, the artist Ming Wong (b. 1971) uses cinema as a collective memory to articulate the fluidity and conflicts of different gender, cultural and identity roles in a multiracial society such as Singapore.


Ming Wong, In the love of mood, 2008. With special thanks to the art. Copyright Ming Wong.

This year’s Best National Pavilion prize goes to the US for its presentation of Bruce Nauman’s Topological Gardens which is shown in three locations: Giardini, Università Iuav di Venezia and Università Ca' Foscari. However, if there is a so call The Most “Mediatique” prize, it would surely go to the Danish and Nordic Pavilions’ The Collectors, curated by Elmgreen & Dragset. Two collectors lived next to each other, a broken family with broken dining tables and dishes, another a homosexual erotic novel writer whose corpse is floating in his swimming pool. Inside the houses are the works created by 22 artists and designers and they are now put on sale. Want to buy them and be a collector yourself?

The collector, curated by Elmgreen & Dragset’s, Danish and Nordic Pavilions

Fortunately, most of the collectors would not end up selling their houses and collections like in Elmgreen & Dragset’s show. One of the events that marked with three stars in my schedule is the opening of French No. 1 collector François Pinault’s new art centre in Punta della Dogana. Entitled Mapping the Studio, the exhibition showcases over 300 works from 60 artists traverse a creative period of four decades. They are all from Pinault’s collection and are open for public. A 2.4 meter tall boy holding a frog by its legs stands at the tip of the island, right outside the building. This marble-white statue of Charles Ray adds one more landmark to Venice. Though it may not be able to give you orientation, the show would surely give new directions to the art market trends.

Charles Ray, Boy with Frog, 2008, marble, 2.5m. Collection Francois Pinault

It takes only 10 mins walk from Dogana to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the supreme site for contemporary art before Pinault set up his palazzos there. Other than the Gothic towers installed by the Belgian artist Wim Delvoye,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o return to Peggy’s ─ to see Robert Rauschenberg’s Glut (1986 – 1989 & 1991 – 1995). As a critique of America’s over-consumption and its resulted modern ruin, Rauschenberg collected hundreds of pieces of metal scrap from junkyards to create a series of poetic assemblages where “the whole become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This unexpected show is later voted by some friends to be the best in this year’s biennale. A truth suddenly revealed to me. When hundreds of biennales are being created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single one that born in Venice in 1893 stands out to be the unbeatable Big Daddy not only for its visionary thematic show but also for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high quality collateral events is not possible elsewhere. Sometimes, their quality can even surpass that of the major show.

It is with all the exhibitions, cocktails, openings, parties, etc, that raised a biennale to the status of an unprecedented “contemporary art event”. The four-day-preview has summoned all the VIPs of the art world ─ collectors, museum directors, curators, artists, gallerists, dealers, auctioneers ─ to the little city. The fifth day is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Biennale. However, Madam and Monsieur VIPs already fled the show for the next event in Basel, bringing them champagne and spotlight. This moment, the little city is quiet again and the sunbeam has never been so gleaming. Suddenly, I realized that other than economic return, the Biennale has no much to do with the Venetians.

On this last day, I managed to get a seat to see Steve McQueen’s video Giardini (2009) in the British Pavilion. McQueen showed in two panels the Giradini during off-season when the abandoned space returns to the nature. With static camera lingers on the empty tracks and closed pavilions illuminated by moonlight, we see dogs rambling around, worms and beetles searching for fallen leaves and morning dew. At the middle of a rainy night, at the end of a bare tree branch, a drop of water lingers on. Each shot is a sensitive still photography that restores the dignity and beauty to the nature. At this moment of serenity, we are reminded that art aims to touch upon our soul. When the world agitates for art, art stops to be art.



Steve McQueen, British Pavilion, 2009 Photo: © The British Council, Photography by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